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Osaka

引言

中国陶瓷具有光辉灿烂的悠久历史，也仍然存在许多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虽说多数窑址已经过调查，但很多具体完整的报告尚未刊行。因此，根据考古学发掘的新的报告，中国陶瓷史还要被修正甚至改写。

话虽如此，现在已知的作品应该说足以显现中国陶瓷的魅力。它们是在各个时代，凝聚了当时最高的技术和艺术的作品。比如那些反映贵族和宫廷审美趣味的器物、最高级的贸易陶瓷，还有进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所得出土品中的精华。这些出土品的时代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宋。它们在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作为通史性陈列的同时，更代表着各个时代的审美，被人们观赏品鉴。

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出土地有河南省、河北省、江西省、浙江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判断其时间大约是距今7000年到10000年以前。比如说，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出土的陶器中，有距今9700年到10500年的器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出土过7600年到9000年以前的器物；河北省武安县磁山和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的出土品是能够被复原的，测定其时代是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200年。

再往后，则大致可以分为黄河中上游流域、黄河下游流域、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这三大区域来进行讨论。各地生产自己特有风格的陶瓷器物，出现了反映技术进展的众多窑址。

先说黄河中上游地区。

老官台文化（公元前4500年，陕西省）的北首岭遗迹中出土了灰陶器物。仰韶文化的半坡遗迹（公元前4000年左右，陕西省）和庙底沟遗迹（公元前3300年左右，河南省）等地出土了黑色纹样的彩陶。公元前3300年左右，继而出现了附加红色彩绘的器物，彩陶变得愈加美丽。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青海省，出现了甘肃仰韶文化，或者称其为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000年左右）。之后，是半山文化（公元前2600年左右）、马厂文化（公元前2200年左右）。而在甘肃省，还有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等等。彩陶文化一直绵延至战国时代。

黄河下游，从山东省到江苏省的广大区域内，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得到长足发展。大汶口文化前期以红陶为中心，中期出现了彩陶，后期的主流是辘轳成型、搭建陶窑烧制的灰陶、黑陶和白陶，均以还原焰烧成。大汶口文化之后出现的的是龙山文化（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造型精巧的蛋壳黑陶广为人知。

公元前5000年左右，浙江省兴起了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北部到江苏省则是以红陶灰陶为主体的马家滨文化（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和以黑陶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公元前2750年至公元前1890年）。从四川省到湖北省，出现了吸收河姆渡文化影响的大溪文化，以生产红陶为主。而黑陶文化的后继者，则是分布在湖北省到河南省这一地区范围的屈家岭文化。

夏、商、周、秦、汉

公元前1600年左右开始的殷商王朝不仅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还烧造白陶。白陶器中一部分明显可见是仿照青铜器。此时还出现了施釉陶，为灰釉陶，器形继承灰陶，叫做原始瓷器。从春秋时代（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481年）末期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221年），烧成的是印纹硬陶。印纹硬陶也属于灰釉陶，其中很多造型也模仿青铜器。

在华北地区，厚葬的风习始于战国时代，历经秦（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汉（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愈演愈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秦兵马俑。作为明器，灰陶和加彩灰陶被大量烧造。前者是一种高火度烧成的陶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低火度（摄氏800度至900度）条件下即可烧成的铅釉陶。铅釉陶器形多种多样，有楼阁、水井、壶等。

直到了东汉，真正的青瓷登上了历史舞台。主要窑址在浙江省北部的上虞、宁波、永嘉等地。器形有直口的四耳壶等。著名的越窑青瓷从此开始了它的历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

从三国时代到西晋，越窑青瓷得到长足发展，形成其独特的造型，例如神亭壶和天鸡壶。前者是在瓷壶上塑造楼阁，再贴塑人物和动物。后者则是以盘口壶为主体，添加把手，再将注口做成鸡头或者羊头形状。神亭壶由西汉时期的五联罐发展而来，存在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到公元4世纪。天鸡壶是在公元4世纪出现在东晋。此时的越窑青瓷还多见像生器形，比如羊、狮子、狗、鸡舍，还有蛙形水盂等。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三国墓出土了施以铁绘装饰的青瓷壶。东晋时代还出现了铁斑纹装饰的黑釉天鸡壶。而进入南朝，受佛教艺术影响，流行莲瓣纹。盘口壶是南朝越窑瓷器的典型，这种造型一直延续到隋唐。

同时，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北齐（公元550年至公元577年）时出现了白胎、施透明釉、高火度烧成的白瓷。低火度烧成的除了铅釉陶，还有黄釉器物上再添加绿釉装饰的陶器，它们也出现在北齐时代的墓葬中。一般认为，后世的唐三彩由此发展而来。当时，流行葡萄纹、忍冬纹、连璧纹等纹样，显示出西亚文化的影响，这种艺术倾向一直到隋代仍然存在。在河南省的巩县窑和河北省的临城县、内丘县的邢州窑烧成了白瓷。

唐

到了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文化的国际性色彩愈发浓重，在陶瓷器上出现了许多新器型。公元7世纪的越窑在继承古越窑盘口壶的造型和釉色的基础上，继续烧造这类产品，但窑场不再局限于浙江省北部，而发展到从浙江省南部地区一直延伸至福建、江西等地。华北地区，有耀州窑烧造黑瓷和白瓷，邢州窑等窑口的白瓷生产也逐渐扩大。到了晚唐，定窑（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开始了它的烧造历史，并逐渐成为白瓷生产中心。而在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山西省、陕西省的广大区域，还出现了不用白色化妆土、在白胎上直接罩以透明釉的白釉陶，代表性的中心窑口有鹤壁窑（窑址在河南省）、密县窑（窑址在河南省）、登封窑（窑址在河南省）等。进入五代，这些窑口进而开发出了白釉绿彩和釉下铁绘装饰。白地剔花的技法则一直发展延续到后来的北宋时期。

作为明器，彩绘陶俑仍然流行，并被继续大量生产，出现了很多造型精美的产品。曾经是铅釉陶的一种的三彩陶开始进入盛期。唐三彩基本上都是明器，生产集中在邢州窑、耀州窑、巩县窑等处。唐朝的贵族文化从初唐一直延续到盛唐，但是因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走向衰退。大唐帝国的贵族文化可谓五光十色，唐三彩正可与之交相辉映。这一时期的青瓷生产继承古越窑并继续发展。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9世纪后半期，有越窑烧造玉璧底的碗，而这种瓷碗也见于邢州窑等各地其他窑口。

陆羽在《茶经》（成书于公元761年左右）里提到的青瓷窑口有越州窑（窑址在浙江省慈溪）、鼎州窑（即陕西省的耀州窑）、婺州窑（窑址在浙江省金华）、岳州窑（窑址在湖南省湘阴）、寿州窑（窑址在安徽省淮南）、洪州窑（窑址在江西省丰城）等。论及白瓷时，他讲到了当时由邢州窑烧造的白瓷碗。后来，越州窑开始烧造所谓的“秘色”青瓷，力证就是法门寺地宫的出土品，纪年为公元874年。秘色青瓷的生产中心位于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畔，吴越钱氏也在这一带主持生产了大量的秘色贡瓷。

此时，凭借铜或者铁呈色的釉下彩绘瓷盛行于长沙窑（窑址在湖南省）。另外，以钴元素呈色的蓝釉器物也见于唐三彩，甚至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所谓的“青花”瓷器。这些人们称为“唐青花”的器物出土于江苏省扬州唐城遗址和河南洛阳，被视为青花瓷的先驱。但是，目前一般认为，真正的青花瓷的出现要等到元代。

宋

众所周知，宋代生产白瓷的代表性窑口是定窑，其生产从晚唐一直延续到金，中心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产品有以刻花、印花装饰的象牙色白瓷，还有绿釉、黑釉和褐釉瓷器。装饰纹样中出现了被宫廷使用的龙纹和凤凰纹等高级纹样。定窑器物胎质致密坚硬，呈白色，器壁很薄，造型洗练且颇具稳重感。由于采用覆烧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是产品口沿部分不能施釉，出现金属加釦。

五代，江西景德镇的杨梅亭、黄泥头、湖田等地的窑口烧造青瓷和纯白色的白瓷。这里的青瓷产品属越窑系统。而白瓷生产则从11世纪左右开始，其中心转向釉色白中泛青的青白瓷。公元12世纪左右，景德镇诸窑也开始像定窑那样，使用覆烧技术。生产青白瓷的窑口除了景德镇，还有江西省的吉州窑、南丰窑、福建省的德化窑、建窑、浦城窑等，以及广东省、安徽省、浙江省的众多窑场，它们共同形成了青白瓷系。

耀州窑从唐代开始就作为磁州窑系的一处窑场，烧造白釉陶和唐三彩，同时也受越州窑的影响，生产青瓷。五代的耀州窑青瓷不论釉色还是造型都非常精彩，被称作“东窑”。进入北宋，其产品中开始出现以刻划花装饰的青瓷，釉色呈橄榄绿。耀州窑中心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在那里，大量生产刻花、印花装饰的碗、盘。宋代耀州窑的燃料不再是木柴，已经变成了煤炭。其影响波及河南省的临汝窑、宝丰窑等，它们的产品也呈现出类似的面貌，形成耀州窑系。五代耀州窑的生产受越窑秘色青瓷影响，它和后来的汝窑相继进入了中国青瓷对理想釉色追求的生产谱系。

汝窑的中心窑址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当地也烧造钧窑系和耀州窑系的产品。典型的汝窑器物被描述为带有细小的开片，常见针尖大小的支钉痕，制作精巧，传世极少。公元1127年，宋廷被迫迁都临安（今杭州），设南宋官窑。根据文献记载，南宋官窑有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如今，郊坛下窑（窑址在浙江省杭州的乌龟山）的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近些年来，针对修内司窑的相关考古发掘调查也在推进，主要发掘成果是凤凰山的老虎洞窑址。南宋官窑产品的主要特征是厚釉，胎土由于富含铁成分而呈现黑色。南宋官窑风格的青瓷也见于龙泉窑和越州窑。

龙泉窑一直到北宋中期都在同处于浙江省的越州窑、瓯窑、婺州窑影响下生产类似的产品。但龙泉窑自身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晋，属于越州窑系。南宋龙泉窑获得飞跃性的发展。龙泉的大窑、金村、溪口、安福、山头、大白岸、上岩儿、安仁口等地，星星点点，分布着数百处瓷窑。溪口的产品中包含与南宋官窑造型类似的黑胎青瓷。从南宋到元，品质优良的高级龙泉青瓷传至日本，存世至今，考古发掘也见有出土。纪年为1323年的韩国新安冲沉船遗物中有一万多件龙泉青瓷。1991年发现的四川省遂宁窖藏中，除了大量南宋末期的青白瓷，还有许多龙泉窑青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南宋后期，龙泉窑生产具有代表性的粉青，釉色粹美，釉层很厚，往往有2至3层。这种龙泉粉青瓷器在日本被称作“砧青瓷”。

天目是南宋时代在中国各地窑场生产的黑釉茶碗。黑釉出现于汉代的德清窑（窑址位于浙江省）和古越窑，北宋时期定窑也烧造黑釉瓷碗。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生产天目茶碗的几处中心窑场是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和建窑。南宋时期，大量烧造黑釉茶碗的是建窑。建盏有兔毫、油滴、曜变等，享有盛誉。吉州窑（窑址在江西省吉安永和镇）的黑釉茶碗则以剪纸纹样和木叶贴花纹的装饰为特征，也有玳瑁釉的产品。磁州窑的黑釉茶碗则以口沿部位留有一圈白色釦口著称。

磁州窑是华北地区民窑的代表。产品的特色是施白色化妆土并用剔花装饰，纹样潇洒自由，也有施白色化妆土，再加以铁绘，或者附加剔花装饰的产品。磁州窑的中心窑场位于河北省南部的磁县。而磁州窑系是以河南省为中心，广泛分布于河北、山西、山东、陕西。
宋代，华北地区的陶瓷生产非常兴盛，分布着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而且它们并不孤立存在，彼此有所交集，以应合当时的市场需求。之后的金代和元代，河北省的磁州窑、河南省的鹤壁窑、登封窑、禹县扒村窑、山东省淄博窑、山西省长治窑等构成的磁州窑系，还生产釉上红绿彩瓷。红彩的磁州窑风格的器物也见于元代的景德镇窑。

青花与五彩

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北宋、五代甚至唐代。但根据现有的出土资料和纪年铭文，直到元，青花器物才大量出现。这是一种新兴的瓷器样式，在白瓷底子上施以鲜艳的蓝色纹样，花纹细密，以绘画为主要的装饰手段，而且逐渐形成规模。

从南宋发展到元，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是以刻花和印花装饰为主的青白瓷，同时也可见红釉刻花的产品。有青白瓷上施以细小连珠勾勒出开光，也存在带有缀珠文开光的釉里红瓷器。技法方面，使用毛笔，蘸钴料进行釉下彩绘。这样可以自由绘画表现各种纹样，装饰题材也因此得以拓展。青花纹样往往细致绵密，色调浓淡有致，具有相当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使产品在装饰上体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写实风格。而另一方面，与技术的发展进步相呼应，出现很多体型很大的盘壶类器物，也使装饰面积得以扩大。另外，纯白色的陶瓷器胎也成为映衬青花纹样的最好背景。以上几方面，共同促成了元青花的发展和兴盛。

元青花在器形方面的特征是，既有继承宋代器形的梅瓶和玉壶春瓶，又有进入元代新出现的高足杯、僧帽壶等新器形。 装饰的主纹样有龙纹、凤纹、麒麟、鸳鸯、鱼虫等动物纹，也有牡丹、瓜、芭蕉、莲花等植物纹。主纹周围的辅助纹样有波涛纹、如意云头纹、喇嘛教样式的莲瓣纹、宝相莲花卷草纹、牡丹卷草纹、杂宝纹等。

江西省九江市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墓出土一件青花塔式盖罐，为釉下彩青白瓷，绘有如意头纹、牡丹纹、莲瓣纹。纪年为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的墓葬出土的釉里红四神纹盖罐和青花釉里红楼阁也都是青白瓷施釉下彩的产品。带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纪年铭文的那对青花龙纹象耳瓶，现由伦敦大学的戴维德基金会收藏，这对青花瓷瓶就是成熟的元青花的典型代表，即所谓的“至正样式”、“至正型”元青花。此时大概就是元青花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了。当时，出现了多种技法来满足纹样表现的需求，技法的成熟又使纹样更够表现得更加细致繁密，青花色调的浓淡又丰富并提高了产品的艺术表现力。在元代，中国的青花色料的钴料是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而元青花的多段纹样装饰带的构成方式和器形，也常体现伊斯兰金属器的影响。因此，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成为青花瓷在元代景德镇诞生的要因之一。

景德镇的元代窑址主要集中分布于市区和郊外的湖田。后者也盛产青白瓷，考古发掘出的器物既有带有连珠圈文开光的青白瓷壶残片，还有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殿收藏的传世元青花大盘纹样完全一致的青花瓷片。

元朝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隶属于将作院，在将作院下，还设有画局，负责设计青花纹样，有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工匠在画局供职。这一点从托普卡普宫藏品中那些几何纹样的青花瓷器就可以看出。

中国境内出土元青花和元代釉里红器物的有河北保定以及江西高安的两处窖藏。元青花作为贸易瓷器，在世界各地也多见出土和收藏。重要的几处分别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普宫、伊朗的阿尔德比神庙、印度的图格拉克宫殿遗址以及印度沿海各地、中近东的大马士革、霍尔木兹岛、埃及的福斯塔特、日本的冲绳、福井。在东南亚地区还出土了大量不同于至正样式的元代青花瓷器。但值得注意的是，元青花应该有很多被皇帝使用的产品，但现在它不见于故宫的皇家收藏，反而多见国外的传世品。由此可以推测，元青花作为贸易陶瓷被大量输出，是为其一大特征，而明清时代对元青花的评价也略见一斑。

这一时期，釉上彩绘产品也见于金代的磁州窑，也就是磁州窑的红绿彩瓷。彩绘纹样有红色、绿色、黄色，绘画简略，意笔草草。典型的代表器物是带有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墨书纪年铭文的红绿彩瓷碗，那是一件在绿釉黄釉的三彩白瓷碗上进一步施加红色彩绘的器物。元代景德镇也烧造类似的彩绘产品。单从景德镇出土的陶瓷残片，我们无法看出官窑管理的严格，反倒多见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反映出磁州窑系的影响。虽然至正样式的器物表现出元代青花瓷器获得了飞跃性发展，但是准确地来讲，当时彩绘技法尚不成熟。

近些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景德镇市珠山的御器厂址进行了发掘。1995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组织举办《皇帝的瓷器——新发现的景德镇官窑》特展，介绍了最新的发掘成果。御器厂是明代初期的官窑，由皇帝派遣宦官任督造官主持当地的陶瓷生产。关于御器厂的设置年代，史书记载多有不同。《景德镇陶录》记载是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江西大志》记载是在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还有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之说，众说纷纭。

洪武帝实行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只限于朝贡，这一政策中止了伊斯兰钴料的流入。在青料缺乏的情境下，釉里红器物得到发展。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就是模仿青花瓷的产品。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至1398年），釉里红器物备受珍视，而作为贸易商品的青花器物数量很少。但是景德镇珠山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洪武年间这里存在相当规模的生产。洪武样式的青花和釉里红器物装饰的中心主纹有牡丹、菊花、芭蕉、松竹梅这样的植物纹样，产品不带铭款。在主纹周围的装饰带则常见牡丹卷草、菊花卷草、莲瓣纹、蕉叶纹、灵芝云纹等。器形有大碗、壶、玉壶春瓶、梅瓶等。南京洪武宫出土的红彩龙纹盘片是洪武年间的产品，白瓷上用红彩绘画五爪龙。一般认为，釉上彩绘的技法完成于明洪武朝，但此时多色彩绘尚属少见。

永乐朝（公元1403年至公元1424年）的一件大事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明朝政府组织庞大的船队出海进行国家性贸易。伊斯兰钴料由此再度进入中国，被称作“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含锰较少，发色鲜艳。景德镇御窑场址出土了永乐年间的褐彩、红彩、金彩瓷器。釉上彩绘的纹样清新明快，多见单色纹样，但那时的产品仍然以青花为中心。向来的观点是，红彩和红釉器物在宣德时期（公元1426年至公元1435年）出现，但是，其实在永乐时期红彩就已经成形。永乐甜白器物上也会施红釉或绘红彩纹样。这一时期还有黄地绿彩瓷、绿地褐彩瓷。

永乐白瓷和红釉器物上可见暗花隶书的“永乐年制”铭文，是它作为官窑产品的特殊记号。宣德中期以后，御器厂产品的一个特征也是带有“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的铭款。器形多种多样，有天球瓶、扁壶、僧帽壶、烛台、大盘等。装饰纹样舒展匀称，常见束莲纹、卷草纹。另外典型如青花花鸟纹盘那样，以明显写实性绘画风格装饰的器物也并不罕见。

宣德时期，以豆彩为代表，在御窑厂出现了许多新技法新釉彩。景德镇的出土器物中有宣德时期的豆彩，用青花描画纹样的轮廓线，然后在釉上添画红彩、黄彩、绿彩、紫彩等，可是至今不见宣德豆彩的传世品。当时一种以黄彩为地，用青花绘画牡丹或萱草的典型的装饰手段成为定型，被后世的成化、弘治、正德所继承。

正统（公元1436年至1449年）、景泰（公元1450年至1457年）、天顺（公元1457年至1464年）三朝的青花器物不带官窑铭款。而根据史书记载和景德镇的考古发掘，可知当时仍然存在活跃的生产活动。珠山的出土品表现出当时的产品大致与宣德产品面貌类似，但是目前也不见像宣德产品那样相当精致的器物传世。同时期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多以人物纹和云纹装饰，就是日本所谓的“云堂手”。

成化（公元1465年至1487年）时期的生产继承宣德，仿制品甚至带有宣德官窑的铭款。但成化器物往往较小，从传世品来看，器形种类不多，有制作精美的碗盘。成化时期的官窑碗享有盛誉，被称作“palace bowl”。

豆彩器物是成化彩瓷的代表，传世极少，然而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豆彩器物却很多，仅圈足器物就有几万件，可见生产之盛。这巨大比例差显示出当年御器厂甄选产品相当之严格。成化豆彩以杯碗类的小型器物为生产中心。

明初的红绿彩的釉上彩绘瓷发展到此时，愈加丰富多彩，不仅出现了单色彩绘，还大量生产黄地青花、黄地红彩。从景德镇御器厂的出土情况来看，成化年间釉上彩绘瓷的生产确实相当兴盛，产品包括五彩、豆彩、青花红彩、黄地紫彩、黄地绿彩、黄地青花，还有在嘉靖年间也盛产的红地绿彩和白瓷绿彩器物。“天”字铭的豆彩壶也比较常见。传世的成化斗彩华丽非凡，可谓典型的官窑产品。

之后是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和正德（公元1506年至1521年）两朝，生产应该继承前朝，但传世品很少，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黄地绿彩和黄地青花。

景德镇不仅有官窑生产，也有民间窑场。从嘉靖朝（公元1522年至1566年）开始，大明朝廷对陶瓷器的需求量激增，除去令御器厂生产之外，也令民窑参与生产，形成了所谓的“官搭民烧”制度。官窑的生产技术及其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等管理体制由此流入民间，使民窑的生产水准得到提高，民窑也可以生产出满足富裕阶层需求的高品质的瓷器，比如说一些红彩器物。嘉靖年间大量出现的是五彩，产品面貌丰富，装饰华丽。纹样的种类也大增。龙纹、凤纹、花鸟纹、鱼藻纹、莲池水禽纹、牡丹纹等，在明代中期曾是官窑产品的常见纹样，但到嘉靖朝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情况是，历代都恪守传统设计，风格严谨，而到嘉靖朝，则吉祥纹样大增，体现民间审美倾向。在日本被叫做“金襕手”的这一类彩绘瓷生产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

对隆庆（公元1567年至1572年）年间官窑的记载只有一次，产品的铭款是“大明隆庆年造”。

后来就是万历（公元1573年至1620年），五彩器物的种类大增，相同器形、相同纹样的青花器物也被生产。产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尊、香炉、烛台等大型日用器具，和笔箱、砚、笔架等文房用具。万里朝器物纹样分布满密，在继承嘉靖年间的纹样的基础上，增加了百鹿图、白蝠图之类的吉祥纹。装饰手段还多用镂雕技法。万历前期风格相对比较端正，到后半期，由于朝廷苛酷的需索，产品逐渐粗率，质量下降。

明末景德镇民窑大量生产一种贸易用大瓷盘，在日本叫做“芙蓉手”，经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大量出口到欧洲。当时民窑生产大大超过官窑。大约从天启（公元1621年至1627年）开始到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至1644年），官窑衰退，产品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绘瓷。前者在日本被称作“古染付”（染付即青花瓷），后者叫做“天启赤绘”（赤绘即釉上彩绘），同时继续烧造吉祥纹样的釉上彩绘瓷，叫做“祥瑞”、“色绘祥瑞”。而被称作“南京赤绘”的彩绘瓷器大量进入欧洲。福建广东烧造青花和五彩器物。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以福建省平和县为中心的漳州窑等窑场生产一类叫做 “吴州手”“吴州赤绘”的器物，也大量出口。

清朝初年，景德镇民窑烧造针对欧洲市场的青花器物，被称作“过渡期样式”。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御器厂得到重建，再现活力。见于万历年间的三彩瓷器愈加洗练，代表性器物是带有云龙纹暗花并绘画石榴纹样的素三彩盘。五彩器物中，纹样细致、满密、端正的产品逐渐增多。明代釉上彩绘的色料有红、黄、绿、紫、黑，发展到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至1722年），这些彩色又能够分出多种色调。另外，鲜红、天青、娇黄等单色釉器增多。铜彩、珐琅彩也被用于陶瓷器装饰，而后者最初是玻璃器的装饰技法。珐琅彩器物要先在景德镇做成瓷胎，之后运入北京宫中，在内务府造办处的珐琅作被施以珐琅彩绘。珐琅彩也促成了景德镇官窑开发出釉上彩的粉彩。粉彩使用不透明色料，纹样细密，色调层次丰富，浓淡有致。这一技法始于康熙年间，到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至公元1735年），能够造出色彩层次愈加丰富的器物，装饰多见写实性花鸟纹样。粉彩瓷实可谓彩绘瓷器的极致。但是，官窑青花在技法上没有获得进展，开始走向衰退。

乾隆朝（公元1736年至公元1795年），绘画性的装饰纹样更加丰富多彩。粉彩技法进一步发展，愈加精致。五彩瓷器开始模仿漆、石、木器，能够活灵活现地表现各种异质材料的质感，产品大多供人们赏玩，风格清新明快。但是，从其他角度评价的话，这种现象则是陶瓷器失去了其本身材料的特色，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堕落”，但也可以看成是某种前卫的挑战，是现代性的一种折射。乾隆时期，带有“古月轩”名款的产品、以及描绘西洋人物的瓷瓶，都是紫禁城里珐琅作产品的代表作。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馆长）